一九一九年秋天，长沙街头的风已经有些凉了。新军退伍不久的毛泽东，夹着几本书，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旧址外走过。一个同学半开玩笑地问他：“你这天天捧着书看，究竟是信孔夫子，还是要闹革命？”毛泽东停了一下脚步，只回了一句：“书总要先读懂，再谈信不信。”
这句看似随口的话，很耐人寻味。懂在信前，传统在前，新学在后，这大致就是毛泽东整个人生知识结构的走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既是那个时代最精通旧学的革命者，又在政治姿态上表现出极为激进的反传统面貌，看上去充满矛盾，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
有意思的是，这种逻辑，并不是从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才开始，而是从童年私塾中一板一眼背诵的《论语》《孟子》一路延伸过来，在潜意识里埋下了很多“看不见的种子”。
一、从“乡村私塾”到“世界革命”：路是怎么走弯又走直的
毛泽东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就一个小山村来说，那里的读书氛围并不算差。八岁那年，他被送进本地私塾，按当时惯例，从《三字经》《百家姓》练起，接着就是《论语》《四书》《五经》。白天读书，早晚下田干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年。
这段经历，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旧学教育”，但它在毛泽东身上留下的，远不止背诵几本经书那么简单。乡村伦理、宗族观念、节俭习气、对子弟读书出头的期待，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士绅—农民式”文化底色。后来他再怎么强调要打破宗法、批判礼教，这块底色却始终没有完全褪去。
十三岁左右，毛泽东离开私塾，开始接触所谓“新式学堂”。在长沙，他读过东门外小学堂，又转入省城，更高层次的课程中开始出现历史、地理、算术和一点点西学。他曾概括自己的治学路数：“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这话听起来很“旧派”，实际上却暗含了一种自觉的阶梯式规划——先把本国传统读透，再去碰西方理论。
中在前，西在后，这不是口号，而是他当时真实的学习顺序。青年的毛泽东在翻阅中国史书时特别强调“四裔”，他认为不懂周边地区，不足以看清中国史的根。读到世界史，则习惯用“中西比较”的眼光，这种视角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体意识：以中国为中心，对外来知识进行选择和吸收。
到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旧学—新学”的交替节奏更加明显。一方面，他读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从中看到改良、富强、民权等新词汇；另一方面，旧学根基又让他对这些观念的出身、用法有种“捉摸底细”的兴趣。这种既在传统内部，又主动向外伸手的姿态，为他日后与马克思主义“相遇”，铺垫了心理和知识上的准备。
毛泽东曾回忆，在做小学和中学教员期间，他的脑子里还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时他看康德哲学，也谈“自由意志”、谈“道德律”；而私塾阶段残存的那种“修身立命”“为生民立命”的思维方式，却像一股暗流，始终在背后推着他寻找一套更能解释现实的理论。
等到一九二〇年前后，在北京、长沙与朋友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系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时，这股暗流终于找到了宣泄口：旧学提供的思想框架与乡村经验，让他在理解“阶级”“生产关系”“历史发展”这些抽象概念时，并不觉得太陌生，而是很自然地把它们与宗族、乡约、士绅支配等具体场景对应起来。
用他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从旧学到新学，再从新学走向马克思主义。最先进入视野的是中国传统，其次是资产阶级思想，最后才是无产阶级理论。这种“三段式”历程决定了一个事实：毛泽东接受外来思想时，脑子里原装的操作系统是中国旧学，尤其是儒家文化。这种“先入为主”的效果，无论后来他如何批判儒学，都不可能完全抹去。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中西学者都注意到这个结构。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把毛泽东称为“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费正清、魏斐德等人则反复提醒，如果对儒家传统没有基本了解，很难真正听懂毛泽东的语言，因为其中经常掺杂着古典术语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混合用法。
从这里往下看，就会发现一个颇具张力的现象：这位深谙旧学的领袖，却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反传统”姿态，这二者之间究竟是断裂，还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延续？
二、“反传统”的外表下，传统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
从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延安整风，再到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反传统”这一姿态，多次以不同形态出现。在“五四”一代激烈的气氛中，打倒孔家店几乎成了新文化人的集体自我认同。毛泽东在这一潮流中，站位偏向更加激进的一侧。
然而，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他越是在表面上旗帜鲜明地批判传统，越容易在无意识层面复制传统。反传统反到极致，反而像是把传统的某些深层结构以另一种形式“翻新”了。
这在生活习惯上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外文资料里，有学者注意到毛泽东节俭近乎吝啬，用东西极省，吃穿简单。这类特征，与儒家伦理所推崇的“俭以养德”“以约治身”高度吻合。农民出身、长年在乡村生活，让他对物质消费并不敏感，对奢华排斥，这种朴素的价值取向，说到底就是传统社会对“君子”“贤者”的期待在他身上的延续。
再看政治实践。延安整风时，党内大规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日本学者竹内实观察到，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检讨自己，除了组织压力外，内心深处还接受了“过则勿惮改”的儒家训诫。承认错误，被解读为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善行”，而不是纯粹的羞辱。这种心理机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的，是早就镌刻在中国人心里的伦理模式，在特定环境下被重新激活。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动员中经常强调“要敢于揭短，要勇于自我解剖”，这种话语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里固然有其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的依据，但在中国耳朵听来，很容易与儒家传统的“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相契合。两套系统在此处叠加，反而增强了整风运动的文化穿透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儒家传统都被他温情接纳。恰恰相反，他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传统文化进行总体上的批判和筛选。宗法等级、三纲五常、君权神授这些内容，在他的理论框架下被视为封建统治工具，是必须坚决否定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明确把儒家视为封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取代。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表层对抗、深层承续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在理论上必须划清界限，因为唯物史观认为，旧的经济基础和由之派生的封建思想必须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另一方面，身处这一传统土壤中形成的价值习惯，会在实践中不断露头，甚至为新理论提供活的语言资源和群众基础。
这种紧张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人共同面对的处境。激进反传统本身，带着十分浓厚的家国意识和救亡使命，它其实承继了中国士大夫纠偏救世的道德冲动。只是表达方式，从“匡君辅政”变成了“推翻旧制度”。
试想一下，一个自幼背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一旦接受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观念，两者在情感强度上是相通的。于是，在形式上，他高度批判传统儒家；在深层结构上，他延续了儒家所代表的那种强烈的主体自任与历史责任感。
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人生的“反传统”姿态，其实更像是在传统内部完成的一次剧烈转向，而不是与传统一刀两断的简单背弃。
三、“会通”的另一面：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改造中国话语
如果只看到毛泽东身上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纠结，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同样重要：他不仅带着旧学的底色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反过来用马克思主义去重铸传统术语，使之成为新的理论工具。
“实事求是”就是个典型例子。这个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东汉班固那里，多半还是强调治学要踏实，对典籍考证要准确。传统语境里，“实事”“求是”都是动宾结构，可以理解为“实其事”“求其是”。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在延安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时，把“实事求是”从古籍里拎出来，赋予了崭新含义。他明确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样一分解，这个老词就被塞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骨架里。
这样一改，语义显然发生了位移：从“治学态度”转向“认识论原则”，从古代经学方法变成了革命政党调查研究的基本方针。但细细一看，又并非全盘颠覆。归根结底，还是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要追求规律，不准凭空臆造。传统语境中“务实”“诚敬”的精神核，不但没有被抹掉，反而以新的语汇被保留下来，并在更大范围推广。
这类借用、改造、再赋值的情况，在毛泽东话语系统里并不少见。很多原本属于儒家或传统政治语境的词汇，被他收编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达中，成为被重新界定意义的“旧瓶装新酒”。
从哲学史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会通”过程：西来的理论与本土概念发生碰撞，形成两种结果——一是把传统概念现代化，使它们能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续发挥作用；二是让马克思主义披上鲜明的民族语言外衣，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
冯友兰曾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两个哲学来源：一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古典哲学。正是因为后者的参与，它才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一判断，说得并不夸张。无论认不认同毛泽东的具体主张，都难否认他在思想实践上完成了一个“互化”的动作：用中国话解释马克思，用马克思的立场筛选中国传统，这种双向塑形，使二者都不再是原封未动的样子。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会通”不是简单的折中，绝不是“取两边平均”的那种调和。马克思在论述辩证运动时强调，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以及最后的“融合成一个新范畴”，意味着一种扬弃，是既不是简单的A，也不是简单的非A，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遇，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中国革命这个大历史场域中，马克思主义带着“阶级斗争”“生产力发展”等问题意识进入，开始与传统政治文化对话、冲突、改写。它一方面批判旧礼教的压迫性质，另一方面又借用传统的家国叙事方式，讲述自己的革命使命。结果就是：儒学被迫现代化，失去了至尊不二的地位，但其部分理念通过转化，被吸附进新的意识形态系统；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本土化，变成带有浓厚中国味道的思想体系，而不再是书本上的欧洲理论。
从实践效果看，这种“会通”极大增强了思想动员力。许多普通农民未必能理解《资本论》的抽象推理，却能听懂“翻身做主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说法，而这些说法背后，不仅有阶级理论，也有中国传统“治乱循环”“王朝更替”的影子。
换个角度看，当毛泽东借用“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这类话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也无形中给传统概念贴上了新的时代标签。原来抽象的道德命题，被塞进革命实践的框架中，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指向的口号。这种改造，是他激进反传统姿态的另一面：不光要清算旧制度，更要接管旧话语，对其重新分配意义。
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毛泽东终身呈现出的“激进反传统”外观，与他精通旧学并不矛盾。旧学为他提供了文化语料库和思维路径，新学成为他打破旧秩序的理论武器，而在两者交汇处，既有撕裂，也有嫁接。传统并未简单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被批判、被改造、被重新利用的方式，继续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形态。
至于这一切终究会如何被后人评估股票线上配资网，那已经超出了当时人的视野。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这场剧烈的思想与政治变动中，毛泽东身上那种看似矛盾的复杂结构——既深深浸润于旧学，又在表面上张扬着激进反传统的姿态——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的一把重要钥匙。
名鼎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热点资讯
